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实习生 吴茜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这是1956年风靡全国的评剧电影《刘巧儿》中的选段。“生死婚姻自己不能当家”这样一句唱词，真实地描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所受的束缚。而“自己找婆家”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大胆地唱出了新中国妇女渴望自由、追求平等的愿望。

时光回溯到71年前，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正式实施，成为了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这部被毛泽东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颁布、实施，为实现男女平等奠定了法律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促进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时代，正式开启。

1953年3月22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宣传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这是两名青年在观看宣传小册子。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新中国成立之前，封建婚姻制度与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交织融合在一起，不但使绝大多数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也给很多男子造成巨大痛苦，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党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的罗琼回忆，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中央妇委会副书记（代理书记）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刘少奇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一个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小册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1931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下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刘少奇嘱咐。

当年10月5日，刘少奇作了一个关于妇女工作的报告，其中特别阐述了中央对于起草新的《婚姻法》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原则和态度。他强调说：“结婚、离婚都应该是自由的，这是广大妇女群众的要求，因为这样做对妇女有利。”他还指出，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必须修改。

中央妇委随即成立了以邓颖超为组长的起草小组，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等人参加，具体执笔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王汝琪。

其他人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大家通过分成若干小组到已解放的城乡进行调查，了解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婚姻家庭生活状况、政府颁发的婚姻条例及实施经验，特别是对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婚姻的迫切要求进行了反复考察，深切地了解农村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约束的痛苦。

罗琼生前曾回忆，“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

1948年冬，中央妇委与中央法律委员会拟出草稿，此后又共同逐条审阅各个根据地的婚姻条例，借鉴苏联、朝鲜等国的婚姻制度，从起草到结稿的一年半中，41次修改其稿，具体条款多则修改30到40次，少则修改10到20次，起草小组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

“当时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罗琼在后来回忆。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

“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大家争论激烈。有的同志反对离婚自由，认为婚姻是人生大事，怕离婚太自由了不利于社会稳定。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 ；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罗琼说。

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的基层干部在街头书写宣传婚姻法的板报。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对于这一问题带来的争议，邓颖超态度鲜明：“我主张这一条。理由是中国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的痛苦最多，很多材料可以说明。早婚、老少婚、买卖婚是普遍现象，如不根绝就谈不上婚姻自由。妇女要求离婚，往往不允许，即在党内也如此。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

中央妇委将《婚姻法》草案呈送中央时，起草小组负责人邓颖超附了一封亲笔信，对《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和有关争论内容做了说明：“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

1950年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简称“法制委员会”）致信董必武并请转报刘少奇，报告了《婚姻法》草案的准备情况。

接到中央妇委起草的《婚姻法》草案后，中央将该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各有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并举行了多种多次的座谈会，对《婚姻法》草案的内容和文字做了多次的修改。

1950年1月28日，法制委员会又向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对征求意见后的《婚姻法》草案做了说明。法制委员会把邓颖超坚持的“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的主张写进了呈报的修改意见中。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当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应自一九五○年五月一日起公布实施。自公布之日起，所有以前各解放区颁布的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暂行条例和法令均予废止”。

1950年5月1日，首都北京20万群众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的庆典。那一天，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节日的气氛中正式实施。

“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短短的几年内，婚姻法的颁布和宣传贯彻彻底涤荡了旧婚姻家庭制度的污泥浊水，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新风尚。“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时代正式开启。